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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自此，新中國出版對外交流與合作事業與新中國的改革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走過70年極為不平凡的發展歷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重大成就。
一、以奠定基礎為主特征的創建階段（1949年-1956年）
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專門設立了新聞總署和出版總署，領導我國新聞和出版事業。1949年11月1日，新聞總署和出版總署開始辦公，旋即著手建立新中國對外出版發行隊伍，開展國際出版交流與合作。
從新中國成立至20世紀50年代，我國實行倒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所引進的大多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書刊，而資本主義國家出版物相對引進的比較少，并且其中多是科技類書刊。
1949年12月，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開始用英、法、俄、德、印度尼西亞、阿拉伯、世界語等7種文字編譯出版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同時也出版了一些其他題材的圖書。但出版的規模不大，無論是出版圖書的品種和語種還是印數都十分有限，發行量也很小。
1951年全年出口外文圖書約4萬冊、中文圖書約5萬冊。1952年2月12日，新聞總署撤銷。同年7月1日，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改組為外文出版社，使外文圖書出版有所發展。1953年全年出口外文圖書約33萬冊、中文圖書約11萬冊，其內容主要是黨和政府的重要文獻，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單行本，古典文學作品，近現代和當代文學作品，兒童讀物以及專為外國讀者編寫的時事政治性小冊子等。
1949年12月1日，隸屬于出版總署新華書店總管理處領導的國際書店在北京成立。1950年7月1日，國際書店北京分店門市部在北京王府井南口開業。之后，又分別在上海、天津、沈陽、大連、哈爾濱、廣州、武漢、重慶等城市設立了國際書店分店。1951年12月21日，政務院頒布《國外印刷品進口暫行辦法》，“國際書店實際成為統制書刊進出口貿易的機關”。
這一時期，我國與國際出版界的直接接觸不多，僅有數次對蘇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等的訪問，任務主要是與社會主義國家互相出版圖書。同時，國際書店還代表我國各個出版社參加了萊比錫、法蘭克福、莫斯科以及在歐洲、美洲、亞洲等地舉行的國際書展。
二、以發行政治理論書刊為主要特征的外宣階段（1957年—1965年）
1956年1月，黨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社會各界對外文科技書刊的需求迅速增加。為了適應這一形勢，1958年，新華書店系統專門設立了外文發行所和外文書店。同年5月1日，國際書店北京分店正式更名為北京市外文書店。其后，全國許多省市區新華書店外文部陸續更名為外文書店，也有少數地方外文書店仍沿用新華書店外文部的稱謂。到1959年年底，國際書店已與世界上5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比較穩定的業務關系。
進入上世紀6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美繼續對抗，中蘇關系惡化，我國外交實行與亞非拉國家友好“一大片”的政策。我國出版對外交往的重心轉移至對外宣傳工作上，書刊出口多為政治理論書刊，更多采用非貿易方式，輸出地多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
基于此，1963年9月，外文出版社進行了改組，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成立，作為國務院直屬局，由中央宣傳部和中央對外聯絡部領導。1964年1月，北京市外文書店和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合并，成立了中國外文書店，負責我國出版物進口業務，由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領導；國際書店更名為中國國際書店，負責我國出版物出口業務，由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領導。到1965年年底，全國各?。▍^、市）外文書店或新華書店外文部，共有100多個門市部，職工總數約800人。
三、以出口毛澤東著作為主要特征的輸出階段（1966年—1975年）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國出版對外交流工作受到嚴重的影響。中國國際書店、中國外文書店以及各地涉外書店的許多業務骨干或被下放或被遣散，對外發行機構進一步縮減。1971年6月，新華書店總店外文發行所并入中國外文書店。1973年1月，科學出版社第二出版部光華出版社與中國外文書店合并成立了中國圖書進口公司，由中國科學院領導。
在“文革”期間，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先后用18種外文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發行外文版毛澤東各類重要著作40多個，300多萬冊。這些書籍在全世界廣泛發行，被公認為權威譯本。同時，還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一些重要著作的譯本。
四、以合作出版為主要特征的重啟階段（1976年—1991年）
1976年10月6日，“文革”宣告結束。1978年12月18日，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此為標志，我國出版業開啟了對外開放的新時期。
改革開放大政方針確立后，我國出版界重啟對外開放大門。這其中，與外方合作出版成為改革開放初期常用的方式。1979年，經國家科委和國家出版局批準，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與美國時代生活圖書公司合作出版了《少兒百科全書》，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出版社與外國出版社首次合作出書。1980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與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合作出版了大型工具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與南斯拉夫評論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大型投影畫冊《中國》。此外，像商務印書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分別和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精選英漢漢英詞典》《英漢雙解牛津初級英語學習詞典》等，在我國都很有影響。
這一階段，我國還派員參加了意大利博洛尼亞兒童國際書展、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倫敦國際書展、紐約國際書展等各種大型國際書展或博覽會，與國際出版商進行面對面的直接交流。1986年9月5日至11日，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承辦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書展——首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亞洲、歐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35個國家和地區、1055家出版單位參加了書展。
五、以引資合資為主要特征的探索階段（1992年—2002年）
隨著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重要談話的發表和同年10月12日至18日黨的十四大的召開，我國出版業對外交流進入了更加開放的階段。
在書報刊印刷、音像制作、光盤復制領域，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先后成立一批中外合資印刷企業；中國唱片總公司與鐳聯美國有限公司合資成立了新大陸音像制品有限公司，與日本JVC公司合資成立了光盤復制公司；人民教育出版社與新西蘭謝博特集團有限公司合資成立了中新文化教育有限公司等。
在書報刊和音像制品發行領域，1994年，佛山青年服務公司、中華商務貿易公司與香港三聯書店合資創辦了佛山聯合圖書有限公司，銷售內地版出版物和聯合出版集團（香港）的出版物。1995年，中國科技圖書公司與德國貝塔斯曼集團合資建立了以圖書俱樂部為業務的發行企業上海貝塔斯曼文化實業有限公司，直接開展書報刊發行零售業務，其擁有會員和銷售數量一度令人矚目。
進入新世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出版業進入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的階段。德國的貝塔斯曼、美國的西蒙·舒斯特、英國的朗曼和日本的講談社等60多家外資企業相繼在我國大陸設立了辦事機構。隨著印刷市場的放開，大量外資和港臺資本涌入內地市場，尤其集中于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我國成為國際印刷的重鎮。
六、以走向歐美主要發達國家為主要特征的開拓階段（2003年—2012年）
自2003年開始，出版業把走出去作為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瞄準于歐美主要發達國家的主流渠道。2007年4月，新聞出版總署印發關于扶持新聞出版走出去的8項政策措施；2011年4月，又頒布了《新聞出版業“十二五”時期走出去發展規劃》，并于2012年1月公布了《關于加快我國新聞出版業走出去的若干意見》。
隨后，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中外圖書互譯計劃、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重點新聞出版企業海外發展扶持計劃、中國出版物國際營銷渠道拓展工程等一大批工程項目相繼出臺。在這些政策措施的支持和鼓舞下，出版單位積極實施對外開放的戰略布局。
在圖書版權輸出方面，長江文藝出版社北京圖書中心出版發行的小說《狼圖騰》，被譯成30多種語言，在全球11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在電子出版物、網絡出版物輸出方面，2007年至2011年，“中國知網”機構用戶遍布42個國家和地區，數量達1200多家，用戶類型包括高等學校、科研機構、政府機關、公共圖書館、企業等；在出版物發行方面，上海新聞出版發展有限公司與法國拉加代爾集團合作，將我國精品外文圖書在該集團遍布歐洲、北美洲、亞洲和大洋洲等地的100多個機場、350多個火車站、330多個地鐵站和450多個商業中心落地銷售。
自2005年我國第一次組團參加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以來，參展人數和版權輸出都逐年增長。特別是2009年我國在法蘭克福書展上設立了中國主賓國活動，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海外舉辦的無論規模還是影響都是最大的一次出版交流活動，我國參展的出版機構有272家，展品上萬種。在2012年倫敦書展中國主賓國活動中，來自我國180余家出版社、1萬多種圖書、300多場活動、1859多項版權輸出匯聚于2019平方米的展區，在英倫半島刮起了“中國旋風”。經過多年培育，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也已成為與紐約書展、倫敦書展和法蘭克福書展并列的世界四大書展之一。
七、以絲路書香工程建設為主要特征的創新階段（2013年至今）
為配合“一帶一路”建設，2014年年底，絲路書香工程獲批立項。由此，出版走出去的對象目標，不再局限于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同時也關注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隨著絲路書香工程的實施，在英文版權貿易不斷增長的基礎上，其他語種特別是小語種版權貿易實現較快增長，語種結構也不斷改善。一批解讀中國夢、傳播當代中國核心價值觀、發出中國聲音、講述中國故事的主題圖書、文學圖書、少兒圖書、歷史圖書、對外漢語教材等占據了重要位置。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至少有16家出版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分支機構或引入本土化運作機制，通過當地的翻譯、出版人才來推廣我國優秀的出版物。
這一階段，除繼續參加法蘭克福、倫敦、紐約、博洛尼亞等綜合性和專業性國際書展外，我國還先后參加了伊斯坦布爾、新德里、開羅、加爾各答、突尼斯、阿布扎比、布拉格、貝爾格萊德等絲路國家所舉辦的國際書展。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版業始終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著力傳播中華文化，塑造良好國家形象，堅持用好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出版對外交流與合作取得許多重大成就。
一、認識：從對外宣傳走向對外傳播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我國對外交流更多的是采用對外宣傳、非貿易輸出的方式，出口重點是政治理論書刊。國家對外聯絡委員會1958年明確提出，國際書店對外發行要配合國家外交斗爭，1962年又提出對外發行要配合國際革命運動?！拔母铩逼陂g，甚至提出對外發行要促進世界革命。
改革開放后，隨著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至經濟建設上，出版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也從對外宣傳轉向對外傳播，更加注重于貿易的方式和途徑。1949年和1950年，我國圖書出口都是空白，直到1951年才有約9萬冊。而到2017年，我國圖書出口達到1512.62萬冊，是1951年的168倍。從1997年出版物進出口有完整統計以來，到2017年，我國出版物累計出口由499萬冊（份）增長到1873萬冊（份），金額由1232萬美元增加到6188萬美元，21年出版物出口量和出口額分別增長了275%和402%。同時，版權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版權貿易逆差大幅度縮小。從2004年版權貿易有完整統計以來，版權輸出從2004年的1362項增長到2017年的13816項，版權引入與輸出比從2004年的8.6∶1縮小到1997年的1.3∶1。
二、動力：從“讓我走”走向“我要走”
改革開放前，出版物進出口經營都實行國家掌控，委托國際書店獨家經營。1964年1月，出版物進出口業務分開，分別由中國外文書店和中國國際書店負責。1973年1月，中國外文書店改組更名為中國圖書進口公司。改革開放后，國家分別于1980年10月22日成立了經營出版物進出口的中國出版對外貿易總公司，于1987年5月3日成立了從事外國教材和教育書刊的中國教育圖書進出口總公司。1981年1月1日，中國圖書進口公司更名為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增加了我國出版物的出口業務；1981年12月16日，中國國際書店改名為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增加了外國出版物的進口業務。此后，國家又相繼批準設立40家具有進出口經營許可證的企業。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出版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國家取消了出版物出口經營的限制，任何單位甚至民營企業均可從事出版物出口業務。但由于國家政策支持力度不大，出版單位實力有限，境外經營成本高、利潤低、風險大，外向型出版人才尤其是從事海外投資和經營的人才缺乏，不少出版單位走出去的積極性不高，內在動力不足。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政策扶持力度持續加大，使出版單位獲得極大的支持，激發了走出去的內生動力，走出去積極性和自覺性得到很大的提高，由過去的政府推動“讓我走”轉變為企業主動“我要走”。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年底，我國出版企業在境外運營的各種分支機構及銷售網點達到460多家。
三、內容：從以傳統文化為主走向講述當代中國故事
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出版對外交流更多的是國家任務、政治宣傳。改革開放初期，所出口的出版物偏重于武術、中醫、飲食、旅游等傳統“四大件”，偏重于對傳統作品的匯編選編，對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核解讀不夠，對當代中國文化介紹和闡釋不夠。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在想什么做什么、中國為什么能、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日益為國際社會所關注?！读暯秸勚螄碚贰镀揭捉耍毫暯降恼Z言力量》《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等一批出版物紛紛走向海外，進入發達國家主流市場。莫言、劉慈欣、曹文軒等一批著名的作家憑借其代表作走出去，獲得國際大獎。這些出版物講述了中國的精彩故事，介紹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國人民精神面貌發生的深刻變化，描繪了中國的未來發展走向。
四、對象：從周邊國家走向歐美市場和“一帶一路”沿線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出版物輸出地主要是社會主義國家，之后，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改革開放初期，輸出基本限于周邊國家和地區，尤以中國港澳臺地區及日韓、東南亞華人文化圈為主。2004年，我國版權輸出僅有1362項。其中，輸出到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和加拿大等歐美六國版權只有57項，僅占總輸出的4.2%；而輸出到中國香港、澳門、臺灣及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國和地區版權為1235項，占總輸出的90.7%。
2003年以后，我國加大了出版物進入歐美發達國家的力度。2017年，我國版權輸出增至13816項。其中，輸出到美國等歐美六國版權達到3011項，占總輸出的21.8%；而輸出到中國香港及日本等國和地區版權為4586項，占總輸出的33.2%。與2004年相比，2017年輸出到美國等六國版權無論數量還是所占比重都明顯上升，而輸出到中國香港及日本等國和地區的版權數量與所占比重都呈現明顯下降。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出版業在繼續對歐美主流市場實施走出去的同時，更加聚焦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2017年，我國面向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版權輸出數量達到近4500項，占我國出版物版權輸出總數的三分之一還多，涉及近50個絲路國家和地區。
五、載體：從以紙媒為主走向與數字媒體并舉
改革開放前，我國出版物傳播載體主要以紙媒為主，幾乎談不上數字化。而當今以數字化、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為基礎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出版對外傳播的載體更加多樣，傳播渠道更加暢通，傳播能力不斷增強。當前，以網絡游戲出版、手機出版、互聯網出版、AR/VR出版等為標志的新型出版業態異軍突起，一批大部頭、專業性強的出版物通過數媒實現海外輸出，也帶動了紙媒輸出。出版走出去更加借助新媒體的力量，利用最新的技術，載體正從以紙媒為主走向紙媒與數字媒體并舉，走出去顯得更立體、更鮮活。
實踐蘊含智慧，歷史昭示未來。在充分體會新中國出版對外交流與合作70年來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時，也應清晰地認識到，我國豐富的出版資源還沒有充分轉化為走出去的出版優勢，對外出版物的有效供給還遠遠不能滿足國際受眾需求，出版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還不相適應。
為此，出版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要以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引領，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緊緊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加強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創新出版走出去的內容形式和體制機制，增強出版物的親和力、感染力、吸引力、影響力，向世界推介更多具有中國特色、凸顯中國精神、蘊含中國智慧的優秀出版物，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營造良好國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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